本文作者
林珊，生于1948年，北京人，1968年山西运城插队。1972年北京医学院工农兵大学生。1976年毕业去西藏山南专区人民医院外科工作，后回北医进修病理一年，返藏后为该院建病理科，1986年和爱人内调回北京，进武警总院病理科工作。1989年转业到宣武医院病理科工作。1994年下海。
原题
作者：林 珊
初到拉萨
离开西藏近30年了。
这一生，很可能再也不会踏上这片高原了，但是对她的怀念，对往事的记忆，都永远留在我们心中。每当忆起在西藏工作、生活的情况，每当忆起那时的同学、同事和朋友，老胡和我都会抑制不住兴奋，仿佛又回到了那段日子——我们的年轻时代。
我的先生——胡廷瑞，已于2010年12月9日突发心肌梗死离开了我，离开了我们的家，孤独一人走向了另一个世界。自他走后，我一直不能平静下来，难过之余，总想着用什么方式来更好的纪念他，纪念我们共同生活的点点滴滴。
好朋友刘爱民提出，把西藏十年——我们共同生活最精彩的章节写出来，用这种方式来慰藉对他的思念，我真是从心里感激她的建议。这一年来，我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写这本书上，我一直在写，在改，尽管文字拙劣，但这每一个字都是我的心血和对他的思念。在写作的过程中，我的心得到了安慰，得到了平静。我将这本书，献给他——我的丈夫。每每面对他的遗像，我都在心里默默祈祷，如果有来生，我还愿意与他携手，再去我们心中的那片乐土——西藏，为她的发展，尽我们的一点点力量。在她博大的土地上，享受下一生的欢乐。
北医欢送支边同学大会，前排左四林珊，后排左二胡廷瑞
1976年的中国大地，政治阴霾压得人透不过气来。敬爱的周总理1月8日逝世后，“四人帮”的气焰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，邓小平同志再一次被打倒，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在“四人帮”及爪牙们的鼓噪下，一浪高过一浪。我和我的先生——胡廷瑞，都是北京医学院1975届的“工农兵学员”，我们的毕业分配也正是在这个大气候下，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，完完全全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轨迹。第一次分配方案，我们俩都留在北京，据说我分在协和医院，而老胡分配到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。当时不管留在哪家医院，只要能留在北京，我们的人生，我们的事业，如果按照这条道路走下去，很可能会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去考研究生，或者和很多同学一样有机会出国深造。然而在那个年代，人的命运往往不会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。年初，以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几所著名高校为首的毕业生，凭着年轻人的热情，掀起了去西藏支边的热潮。当时北京医学院的毕业生并没有分配去西藏的名额，为了跟上形势，学校开了多次动员大会。在会场上表决心，甚至写血书的大有人在，但是，真的落实下来，竟然没有一个人。谁都知道西藏海拔高、缺氧、紫外线强、风沙大，边远又落后。作为上有父母，还有朋友、爱人的我们这一辈，不论是从家庭的角度，还是从专业、前途的角度来考虑，不是什么人都能义无反顾，说去就去的。和所有干部子女一样，我自己的人生经历比较坎坷：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我父母都是“走资派”，挨批斗，吃尽了苦头，光我们家就被造反派抄过十几次。我只是个“狗崽子”，无处可去，插队是唯一的出路。我在山西运城插队5年，作为一名高中生，不甘心混同于一个普通老百姓，把自己的文化知识种到地里，所以一直自学一些医学知识，坚持在村里义务当赤脚医生。边干边学习，不仅在常见病的诊治上有了一些认识，也得到村里贫下中农的好评。这样才有了从运城县抽调上来的机会，作为“工农兵大学生”进入北医这个医学的殿堂，再次得到学习、深造的机会。对我来讲，这真是一生中十分难得的机遇。因此，我在专业知识的学习上，就好像一块干涸的海绵，饱吸着知识的甘露，4年的北医苦读，使我受益良多。在政治上，因为父母都是老党员，老干部，子承父志，对党组织我也是积极靠拢，努力争取的。但父母问题不落实，入党在当时基本无望。毕业分配时，我已经28岁了，老胡比我小两岁，26岁。我们希望早点结婚，办理了当年北医的婚字一号结婚证。各类动员大会，我们能躲就躲，几乎没怎么参加。但命运之神却没有放过我们，和我们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，一切都改变了。
我俩在北医都是体育尖子
学校相关领导找我们谈了话，希望我们能去西藏。原因很多，主要因为我们是两口子，到西藏后可以相互照顾，同时我们两个身体条件好，我是北医多年的田径队队长，中长跑冠军；老胡一直是铅球、铁饼的冠军，在高校比赛中拿过前三名。我们俩人的父母——四位老人都是老党员，工作很好做，他们全都是无条件的支持我们进藏。老胡的父亲说，我们都是老党员，组织上叫我们进藏，我们都会无条件服从，何况是我们的子女。我母亲是战友话剧团的政委，她们团里如果别人的子女去西藏，她会做别人的思想工作，更何况是自己的孩子。学校的理由还是合情合理的，而且我们又是插过队，支过边的人，对于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，我们深有体会。服从组织分配我们还是可以做到的、校方的回答是：那就作为学校的毕业分配，让你们两个去西藏。我们无条件的答应了。1976年1月25日春节期间，我们两家人在鸿宾楼一起吃了顿饭，算是为我们办了婚礼，照老胡的话说：他只花了200元钱，就把我娶进了家门。婚后，我们两家都为我们进藏做准备：买日常用品，做被褥，尽量带一些能长期保存的食品……忙得不亦乐乎。可偏偏在这个时候，我出现了“早孕”反应——闻到一点油腥味，就恶心呕吐。这对于一对新婚的年轻人来讲，本是件喜事，但却让我们犯了难：作为医学生，我深知怀孕进藏是有风险的——高海拔对于头一次进藏的人都是很大的考验，而怀孕的人，对缺氧更敏感，危险系数更大。更主要的是缺氧对胎儿极为不利，先天性心脏病的发病概率会大大提高。我陷入两难的抉择：如果要孩子，我只能生了孩子再进藏，而让老胡一个人先进藏，去面对未知的西藏工作和生活，以及艰苦的自然环境，我又实实在在放心不下。我希望我们两人能够共同面对进藏后的一切困难，一起承担，一起迎战。最终我说服了老胡，也说服了两家的老人，毅然去北医三院做了人流手术。“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”，这是自我解嘲的一句玩笑话，但心里真是酸酸的。肉体的痛苦，怎能比得上心里的痛。可此时已是2月下旬，我必须做出果断的决定。
北京出发时两家父母相送，左侧胡廷瑞父母，右侧林珊父母
3月1日这一天，我们在两家亲人难以割舍的泪眼中，在同学依依惜别的深情中，同清华、北大的一百五十几名大学毕业生一起，坐上西去的列车，离开了北京，踏上了进藏的征程。北医专门派了两位老师护送我们和张亚利、李志明四位同学。列车上一百多名大学毕业生中，大家都是单身汉，只有我们两个是正式结了婚的。在那个极“左”的年代，又赶在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的风口浪尖上，别人对我们两个“另类”有一些看法，不奇怪。一路上，每次开领队会都反映我们特殊化：其实无非就是，两人在一起进进出出，穿戴又有些“资产阶级化”，因此显得扎眼。而我们的领队刘一老师可是个大好人，他总是一笑了之。他说人家是新婚两口子，女同志为进藏刚做了人流，身体不太好，在路上互相照顾，这也是人之常情。有他为我们顶着，对于一些指指点点，我们俩全然不往心里去。现在想起来挺好笑，所谓“资产阶级化”的打扮，就是我结婚时，妈妈送了一件“文化大革命”前她自己的一件刚做好的玫瑰红色的大襟棉衣，更衬出我一米六五的身材格外有形，外面罩妈妈“文革”前买的一件苏式毛领的羊羔皮大衣，因为腰线做得别致，下摆像裙式散开，我穿在身上，有一种华贵感，与进藏“艰苦奋斗”一说好像不大协调；老胡又是五大三粗，又高又壮，皮帽皮靴，加之一脸大胡子，我们俩走在一起自然格外显眼。我们俩的个性向来是我行我素，从不看别人的脸色行事，不太在意小节，何况我们还在享受着新婚的快乐，幸福。和老师、同学们一起聊天儿，讨论着未来的工作生活，笑声，歌声不断，这与列车广播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批判邓小平的文章、口号确实显得格格不入，没有一点政治气氛。说起送我们进藏的两位老师，工作负责，又很有人情味儿。他们对外既要维护北医的荣誉，又要保证我们应有的利益，这一点，在当时那种大环境下是很不容易的。一路走来，十几天的路程，直到拉萨，他们的关心照顾让我们4位进藏的同学终生难忘。
初到拉萨，张亚利李志明两口与我们两口同北医老师合影
长长的列车，迎着初春的寒风，一路西行。后来一个意外事件，才让其他院校的同学，对我们北医学生的看法有了转变。事情是这样的：列车上一位农村妇女，突然发生妇科大出血，列车上的广播紧急呼叫，请医务工作者前去帮助抢救病人。闻讯后，尽管我自己身体不适，但我还是马上带着我的小药箱，第一个赶到出事的车厢。我看到人们拥挤在车厢通道上，厕所里两位女乘务员，扶着一名面色苍白的青年妇女，地上拳头大的血块混着鲜血流了一地，病妇双脚和裤腿已被鲜血浸透了，血还顺着裤腿往下流。我说明了自己是北医的毕业生，问了病史，和乘务员一起把她扶到列车员休息室，迅速喂她服下了我为自己准备的云南白药及“保险子”，并给她喂了一大杯浓浓的红糖水，让她躺下休息。过了半个多小时，血止住一些。原来，这位农村妇女，因为探亲刚上的节育环可能位置不对，卡在宫颈口上，造成血管破裂大出血，现在虽然稍止住了些血，但是如果节育环不取出来，随时还会再次发生大出血。病人已失血过多，应尽快输血才能保证生命安全。在列车上，我们既没有工具也没有输血的条件，我和列车长商量，从对病人生命安全考虑，只有尽快送病人下车，到最近的医院抢救治疗，否则病人再次出血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列车长听了我的意见，很快与下一站取得联系，做了及时的安排。当列车在最近的一站临时停车时，急救车已在站台上闪着红灯等候着病人。看着病人被安全的抬上了救护车，我与来接站的医生做了病情介绍，急救车呼啸着开出了车站，我们的列车也缓缓地启动了，可我的心却仍不能平静，不知道这位妇女是否能死里逃生渡过这一关。直到后来，列车长把她得到及时救治的信息告诉我们时，我这一颗悬着的心才彻底放下来。对于列车长的感谢，对于同行大学生们的赞扬，我们北医的同学表现得很淡定，这正是我们的职责。过去，今后在我们的职业生涯中，这样的事情太多了。但这个事情发生之后，改变了很多同行大学生对我们的看法，大家开始主动与我们打招呼，见了我们也是一脸的微笑，这时，才让我们有一种融入集体的快乐。列车在陇海线上奔驰了三天三夜，一路上，诗人贺敬之的《西去列车的窗口》中的诗句，不时在我心头翻滚：过去，我背诵过，抄写过这首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的佳作，它激励着我们这一代多少有志青年。我大哥也是在这首诗的感召下，1965年底自己申请去了新疆石河子生产建设兵团，一去就是二十年。如今，我又走在进藏的路上。今后的生活、工作会发生什么，我真是不得而知。但我总有一个信念，只要和老胡在一起，我就会充实，有力量。更何况，我们是医生，只要有人就有我们的工作，我们的生活就会有意义。列车把我们送到甘肃的柳园站，下了火车，全体进藏人员在这里进行一天休整。之后的路，我们将改乘公交大巴进入西藏，直达目的地——拉萨。刚到柳园时，老胡就头疼难忍、血压升高，带队的老师有些紧张，怕他经不住进藏的高原反应而无法继续前进，更怕一路上出现意外，特意在简单的招待所为我们安排了一个单间，让我照顾他。3月初的柳园，仍然冷得滴水成冰，我让他早早服了降压药休息，也许是睡得好，第二天他的血压明显好转。早上老师安排大家上街转转，为进藏再采购点东西。这个安排使大家疲劳了几天的神经似乎一下子松弛了下来，尽管天气不太好，仍阴沉沉的，时不时还飘上几朵雪花，但同学们的热情并不减，都三五成群，高高兴兴地上了街。说起柳园，并不是什么大城镇，当时给我的感觉，更像是货物集散地，南来北往的卡车进进出出，火车运来的货，很快就被运往四面八方，但绝大部分是发进西藏的。这条西藏运输大动脉，就是我们即将踏上的“青藏公路”。柳园没有什么大的楼堂馆所，但人可并不少，由于我们这批学生的到来，这里更加热闹了。我们也随着三五成群的学生，说说笑笑，上街购物。不知是哪个学校的几个男生，正在一个大磅秤前比试，有上有下互相打趣好不热闹，老胡一下就被他们吸引了，也走过去凑热闹。他穿着皮大衣，大头靴，往秤上一站，一下打到200斤(100kg) ，全场一片哗然，有人称赞，有人羡慕，还有人过来拍拍他宽厚的胸膛。老胡倒是无所谓，但我看着他一脸大胡子，大老爷们儿的劲头，心里泛着一种自豪。回想起第一次我见到老胡，那是我刚从运城来到北医时，和弟弟一起到北京站取行李，我前面站着两个戴皮帽、穿军大衣的人，一看就知道是从东北兵团回来的，我弟弟伸头看到他们手中的提货单，悄悄对我说: “他们也是北医的。”其实我早看到了，那个大块头的人叫胡廷瑞。就是那个大块头，才会给我留下了特殊的印象，也正是这股男子汉的第一印象，才使我们在北医近4年的交往中，从相识到相知，最终走到一起。如果真有缘分一说，那么这就是“缘分”吧！我们在柳园逛了半天，买了些什么早已不记得了，但在那儿，为老胡买了一双进口的羊皮鞋却一直没忘。别看他人高马大，但脚型还挺秀气。那双用皮子一条条编成的进口黑皮鞋，做工好，款式新，秀气且不失男人的贵气，45码独此一双，正合适他这个“大足县”人的大脚(老胡的父亲是四川大足县人，所以我经常以此跟他开他大脚的玩笑) 。尽管价格不菲，我毫不犹豫就买了下来。老胡非常喜欢，了解他的人都知道，看似五大三粗的他，内心里却是个文人。写诗、画画、作曲都在一般人之上，写得一手好字，在学校里也小有名气。同时又非常爱美，这双鞋很合他心意。在藏十年，成了他礼服中不可缺少的一样饰物，大凡有些特殊的活动，他准穿那双鞋出场。第二天，3月6日，这天是我28岁的生日，因为在路途上，我们也没太过多在意。所有进藏的人，从这一天开始，都改乘大巴。怕老胡血压不稳，领队安排我们坐进吉普车，正式进军西藏。 一出柳园，就进入一望无际的沙漠，让我们一下感受到了大西北的蛮荒。狂风肆虐，黄沙滚滚，人迹罕至。但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我们竟然得到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——去参观千佛洞、莫高窟。这不仅给我的生日增添了色彩，让我永生难忘，也使我们所有进藏的学生受到了教益。大家高兴极了，尤其是老胡，他从小酷爱美术。他爸爸告诉我，他五六岁时，竟然爬到别人小汽车底下去画汽车，引起全家一阵紧张。在101中学上初中时，就是学校美术组的成员。也正是由于他画得好，字又漂亮，在东北兵团才有发挥的机会，为他能回北京上大学创造了条件。而在大学期间，我们的友谊、爱情，也是在一次次为班里、学校、医院出板报，墙报的过程中，由萌芽到成熟。他总是感慨，如果不是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如果他可以自由选择职业，他首先会选择搞美术这条道路，而不是误打误撞地进北医当大夫。在北京我们结婚的新房中，他专门画了一副国画，因为他属虎，就画了一只斑斓猛虎，回眸望着山顶一枝梅花。草书一副毛主席诗词《沁园春.雪》。这两张作品，为简单的新房增添了不少色彩，受到朋友亲人们的称赞。这次能到莫高窟参观，老胡兴奋得什么病也没了。上上下下，大洞小窟，只要开放，我们俩都饱览无余。每幅壁画，每组佛像，他都赞不绝口，大有“流连忘返”的感觉。这一窟窟经历千百年留存至今，仍然栩栩如生的壁画，让人叹为观止，发人深省。更让我们敬佩的是为莫高窟的保护、整理付出一生心血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先生，听说他为了保护当年几番遭到掠夺的莫高窟，献出了毕生的精力：滚滚黄沙中，他年轻的妻子不甘这里的寂寞荒凉，离他而去；青年弟子不能忍受这里贫苦无望的生活，离他而去；而他一个人，忍饥挨饿甘受寂寞，一干就是几十年，一干就是一辈子。一点一滴，将千佛洞整理、修复、建档、保护，使莫高窟才有可能成为现在这样一个世界上绝无仅有的、气势恢宏的文化圣地、佛学圣地，得以在全国，乃至全世界传扬。他的一生不能不令人佩服，他的一生，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一生，尤其能听到他亲自讲解，感触就更加深刻。一天的参观意犹未尽，但总有结束的时候。车子缓缓开出，走进沙漠，我回头望着大漠中的月牙泉及湖水边钻天的白杨，望着渐渐远去的千佛洞半壁山，感叹不已。千百年来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竟然能在大漠中留下这样一片绿色的圣地……出了敦煌，车队一直向南行，随着海拔渐渐升高，一路上的景物也越发荒凉，成片的无人区，除了戈壁就是荒草，有时一天也见不到一个人。每当看到一群牛羊或一个帐包，都会让我们这群年轻人激动一阵。我们吃住都在兵站或大点的道班，尽管到哪儿都受到热情的欢迎，但条件有限，像这些地方，一时很难接待这么多人。何况，海拔高，所有的主食必须用高压锅才能做熟。限于道班、兵站的条件，吃“粘面条”“粘馒头”的事慢慢也让大家理解了。中午经常是吃带的干粮，冷的热的就更没准了。天气严寒，睡集体宿舍大地铺，一夜下来都暖不过手脚，因此热水、热粥对缓解寒冷是最宝贵的，但往往也是来之不易，少之又少。尽管这样，一车车年轻的大学生们，热情并不减，乐观向上的精神面貌显现在一张张年轻的脸上，使我们每天都在激动与新奇中度过。尤其让我们吃惊的是，青藏公路上那上百公里用盐铺的公路。汽车在白花花半透明的结晶盐的路面上行进，太令人吃惊，太不可思议了，可见这边远的青藏高原上，还有太多太多我们过去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的奇闻异事，这也许正是吸引我们的地方。不到青藏高原，真不知天地有多大，多奥妙神奇呢！
初到拉萨，张亚利李志明两口与我们两口同北医老师合影
格尔木，是青藏线上一座重镇。随着西藏天翻地覆的变化，它也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成为青藏线上一颗耀眼的明珠。记得我在西藏工作期间，出差坐飞机在格尔木转乘，看到的是一座现代化的城市拔地而起，高楼大厦，灯火阑珊，变化之大让人不敢相信。但往日的格尔木，那荒无人迹的马路，那昏暗的路灯，那小小的街心广场，那圆圆的、干涸的水池，却在我心里永远抹不去……一路行程中，老胡的血压时高时低，随着海拔的升高，路更难走，生活更加困难。老胡的情绪似乎也有了变化。原来他是个爱唱、爱笑、爱说、爱闹的人，但现在的他总是烦躁，常常无缘无故和带队老师“掉脸子”。他这个人一辈子都是这样，生气时不吵不闹，就是脸一拉、没表情、不说话。我觉得老师们已经很照顾我们俩了，环境是艰苦，也可能我们每个人的承受能力不同，我还比较乐观，为了让他高兴起来，常和他耍贫嘴，开玩笑，但他就是高兴不起来。到格尔木那天，吃过晚饭他竟一个人出去了，天完全黑了也不见回来，这是从来没有的事。过去，无论到哪里，他都让我陪着他，大家开玩笑说：这叫秤不离砣。而今天他却是不辞而别，一走就是一两个小时。我有些沉不住气了，决定出去找他，谢绝了老师和同学的帮忙，一个人走上陌生无人的街道。灯光很暗，道也不熟，在这没有人迹的大街上，我第一次感到莫名的失落，在这远离家乡的小城，我格外孤独。为了找他，我左顾右盼，一直走了很远。在一个小小的广场上，模模糊糊见一个人坐在那里抽烟。我觉得像他，快走了几步，才看清果然是他，坐在一个干涸了的圆形池子的台阶上。他抬头看看我，没有说话，仍然抽他的烟。看到一地的烟头，我觉得他已经抽得不少了。见他不理我，我也有点不高兴了，坐在他旁边，憋着气谁也不理谁。可最后还是我忍不住了，站起来对着他竹筒倒豆子，呼呼啦啦冲他喊起来: “进藏的事儿，确实是我先决定的，可你也是同意和我一起来的，既然来了就得做好吃苦的准备，怎么连西藏的大门还没进就开始闹情绪了？既然吃不了苦，就早点回去吧！反正我要继续往前走，是走是留你自己定。” 说心里话，我真怕他因为这一路的艰苦而畏难了，要打退堂鼓了。他抬头看看我，丢掉手里的烟头说: “今天是3月8号，是我26岁的生日。”一听这话我恍然大悟。可不是吗？前两天3月6号在敦煌我过了28岁的生日，而今天，是他26岁的生日。我们的生日只相差两天，这在过去被我们当成一种缘分，这又是婚后他的第一个生日，却让我给忘得干干净净，难怪他不开心。我抱歉的笑着拉起他的手说: “都怪我，怪我这两天把日子忘了。” 看我挺诚恳，他苦笑了一下。我忙接着说: “这一路奔波劳顿，心里总不那么踏实，真不知前面的路是水还是火。再等几天，可能到了拉萨就好了，到时候我们两人一起补过个生日吧！” 他望着远处昏黄闪烁的灯光，心事重重地说: “其实生日过不过真没什么，只是想想进藏以后，我们这一辈子的前途就丢在这种地方了，真有些不甘心。” 这才是他的真实想法。我忙安慰他说：“咱们还年轻，真正的生活还没有开始呢，我还是那句话，哪里有人哪里就有咱们当医生的工作。我就是不相信，别人能活，我们就活不下去？” 这就是我的性格——简单而又执着，只要是自己下了决心的事，就一头走到底。对于插队生活，很多人都觉得苦得受不了，可我插队5年，觉得农村生活丰富而多彩，说心里话，真让我去当工人，每天每月每年干一样的活，守在一个车间里，我可能反而受不了。我更喜欢农村，感受着一年四季的变化。他望着我，半天才说: “你真能挺住，我就放心了。”说着拉起我的手，两个人肩并肩慢慢向驻地走去。我们都没说话，但我心里明白，老胡心比我细，想得比我多，这一路走来有些思想顾虑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格尔木之后，尽管他没再说什么，但我却明显感觉到他的情绪有所好转。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，思想的斗争，思想的波动，谁都会有，但我总觉得：像我们这样“老革命”的子女，从骨子里还是有一种精神的。他也常提起他父亲，一个稍有点文化的农民，自己能从四川大足县一路走到延安去投奔抗日的队伍。我也记得从小就常听妈妈讲，她14岁时，姥爷送她参加革命，因为她是女孩，人家不要她，可她态度坚决。为了考验她，让她和小伙子一样，全副武装地比赛跑步，能跟着跑下来才有资格留下。作为刚初中毕业的，北京来的姑娘，她硬是咬牙坚持下来了，从此走进了革命的队伍。后来才有机会去了延安，在革命部队一干就是六十几年。父母就是我们心目中最好的榜样，这种影响，扎根在我们心里，融化在血液里，对我们一生一世都有着深远的影响。出了格尔木，车队继续南行，一路经过五道梁、沱沱河等兵站，海拔越来越高，出现高原反应的人也越来越多。而老胡因为一直坚持服用降压药，反应倒越来越小，情绪也越来越好，这让我心里踏实了不少。经过沱沱河的这一天，是发生高原反应的人最多的一天。虽然这里海拔并不是最高，但沱沱河一向有“头疼河”之称，据说是与当地有某些矿物有关。所以到这儿的人一般都反应强烈，而头疼是缺氧最早的症状。这一晚上，我们4个北医刚毕业的医生就成了全队最忙的人了。为了照顾老胡，他留在宿舍等上门“就诊”的同学，而我们3个，分头到各个宿舍，量血压、送氧气袋、量体温、送水送药，忙得不亦乐乎，自己有没有反应也全然顾不上了。等大家都睡下了，我才觉得自己也是头晕乎乎的，脚下像踩了棉花一样。但是好在一夜平安，全队没一个因缺氧而发生肺水肿的。等我躺下时，感到头疼欲裂，但疲劳压倒了一切，很快我就睡着了。第二天，车队出发时，由于病号多，老胡主动上了大巴车，把吉普车的位子留给了更需要的同学。我们坐在大巴车上，说着、看着、想着、议论着。望着大片的无人区，荒凉的戈壁滩，为青藏高原辽阔、古朴、宏伟、壮丽的风景所折服。唐古拉山巍峨壮丽，是我们一路走来所经过的海拔最高的地方。海拔5000米，就已经超过人体生理能承受的极限了。当汽车进入唐古拉山脉后，一路向上，汽车上说话、聊天的人渐渐少了，我看着一个个口唇青紫、昏昏欲睡的同学们，心里有些不踏实。早听说红军过雪山时就怕睡着了，因为这是大脑缺氧的表现。怎么能让大家兴奋起来，战胜这海拔五千多米的死亡线，我和老胡就带头领着大家唱起歌来，想用歌声来鼓舞士气，用歌声来战胜缺氧。开始学同学们都积极响应，和我们一起唱起《长征组歌》中的《过雪山草地》，但后来，缺氧使得能跟上我们一起合唱的人越来越少，最后就剩下我们两口子了。我们俩人一会儿二重唱，一会儿独唱，直到汽车过了海拔五千多米的唐古拉山口。见到我们俩居然什么反应也没有，连司机师傅都佩服的竖起大拇指，他说在这条路上开了十几年车，从没见过有人是唱着歌儿过唐古拉山口的。过了唐古拉山口，我们就真正进入西藏了。能唱着歌过唐古拉山口，能唱着歌进藏，也让我们感到无比骄傲。两个人的默契，两个人的相互支持，在西藏十年中，多次帮助我们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。而每一次战胜困难的喜悦，又更能促进我们的感情得到一次升华。
初到拉萨
车队在雪域高原行驶了15天，终于胜利到达拉萨，我们受到自治区党、政领导及藏族群众的热烈欢迎。我们首批进藏的大学生被安排在条件最好的自治区招待所，住的是标准间，吃的顿顿是八菜一汤。在当时并不富裕的西藏，可是尽了最大的努力，以最高的规格，使我们这些满怀激情，一路劳顿的年轻人，有了一种到家的感觉。往日对西藏的畏惧，很快就被拉萨的热情、神奇、美丽、朴实所感染、震撼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想当初，在北京，一说去西藏，个个如同谈虎变色，然而眼前现实的拉萨是那么多姿多彩，那么好客奔放，与来时想象的完全不同。现在想来，觉得过去太幼稚了。头几天，自治区领导安排我们参观，初步了解西藏的基本情况，风土风貌，民族人物及历史。我们有机会参观了宏伟的布达拉宫，为文成公主修建的大昭寺，富有神秘色彩的哲蚌寺，以及达赖的行宫——美如仙境的罗布林卡。不仅对西藏的历史、宗教有了进一步认识，更亲身感受到西藏的民族风情，对这个热情质朴的民族，对那些悠久的历史，以及灿烂的民族文化，也有了更多的了解。这一切无不体现在他们的建筑、绘画、歌舞、医药等方方面面。我们还参观了拉萨手工地毯厂，看到那些年轻的藏族姑娘，个个都是能工巧匠，她们灵巧的双手，或编织或修剪，一副副如花似锦的地毯，不仅风格独特，且艺术性很强，令人赏心悦目，美不胜收。这些地毯或成为工艺品被收藏，但更多的是出口创汇。堆龙德庆县，是离拉萨最近的县，也是西藏“学大寨”的一面红旗。我们参观时看到那些社员，勤勤恳恳忘我的劳动，想到我们是来为他们服务的，也更有了一种责任感。说西藏落后，从各方面来讲，无论物质生活、精神生活，还是从人民生活水平上来看，的确比当时的内地至少落后一二十年，但是我们刚踏上这块土地，就体会到这个民族有一种精神，这个民族的发展将是不可限量的，我们正是为了她腾飞的明天而来的。我们将用我们的知识，为她的明天献出力量，这值得我们为此自豪。短短的几天，我们就爱上了西藏，对进藏的选择没有后悔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就是座谈形势及分配工作，有些事却让我至今难忘：首先是亲人朋友最关心我们在西藏拉萨有没有明显的高原反应。我们到拉萨的感觉就是晚上睡觉头痛，这也是我后来十年在西藏工作的一大感受。其次就是千万别吃得太饱，否则心脏承受不了。刚到拉萨，由于一路千辛万苦，饥一顿饱一顿的，见了招待所的八菜一汤就特别亲，但稍多吃一点，就心跳加快，胸闷气短，不能把衣领系得太紧。大家都有同感，一两次后，再好的饭菜也得悠着点了。再有就是初到拉萨几天，那里有一个独具民族特色的“八角街”，特别吸引我们。我和老胡都对那里特感兴趣，那里街道不宽，但却集中了尼泊尔、印度以及藏族、回族、汉族等各国、各民族的工艺品店，门脸不大，店面很小，有些仅几平方米大，却琳琅满目地摆满了各种手工艺品和鲜艳夺目的饰品。别具民族风格及异国情调的服装、鞋帽，全都做工精良，件件让人爱不释手，件件让人称奇不已，就是一块天然的玛瑙、松石、水晶，都晶莹璀璨，古朴而又神奇。经历过“文革”、插队的我们，在那样一个极“左”的年代，能在这天边的世界，看到这一切，除了新奇，惊叹之余，更多的是一种美的享受，看不厌，摸不够。奇异的藏香、美丽的孔雀羽毛，是我们的首选，为了布置我们未来的“小家”，五毛钱一只的孔雀羽毛，买了一大把，藏香则可以放到衣物中防虫，我兴奋地说，回北京时一定要到这里买些好东西送人。老胡笑我进了“太阳山”，什么都想买，什么都想要。真是那样，我看什么都喜欢，看什么都高兴！可惜有些美丽的服饰，我们都用不上，我回他一句: “让我看看也高兴啊！”以后在西藏十年中，每当有机会去拉萨，“八角街”都是我必须去逛的地方。
我们刚到拉萨时的合影，墨镜是发的劳保
在拉萨招待所，我们不能不提及与4位进藏插队的大学生的关系，那可真是“不打不成交” 。后来我们都成了非常好的朋友，但每当提起相识之时，总会让人笑个不停。在招待所集体就餐，北医老师和学生加起来共6人，领导就把清华、北大4位进藏插队落户的大学生与我们安排在一桌吃饭。有意思的是他们4位，在我们这批进藏大学生中是最“革命”的几个人，而我们又是最“资产阶级化”的人。不仅是两拨人的着装明显不同，我们穿红戴绿，衣着相对考究，而他们4个真是“插青”模样，不是一身蓝，就是一身灰或一身军装。面部表情也很有意思，我们有说有笑，无拘无束，而他们个个一脸严肃，不苟言笑。刚开始双方都看对方不顺眼，可谓“话不投机半句多”。但是一日三餐，几天下来，多少有些交往，开始还拘着面子，客客气气，可三天后，情况就不同了，餐桌成了辩论的“战场”，专题只有一个：大学生插队，对国家有利还是有弊。首先发难者是老胡，他总觉得他们几个“左”得可爱，我们支边已经下到基层，没有必要再去当一个农民，对自己、对国家都是一种浪费。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花了多少人力物力，是要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报效国家的。而当一个农民，大材小用，对国家的投资，对自己的专业知识而言，可惜呀！反方的观点是：下到最基层、最需要知识的地方，才是真“革命”。反方代表是北大的小冯，他的女朋友小金，一位漂亮的朝鲜族姑娘，与他一起去插队；另外一个也是干部子女，清华的小张，一身蓝制服，朴实无华；而小孙是清华大学的青年教师。因为我们都是青年人，所以讨论起来绝不会冷场。但这种辩论仅仅是个开始，一直持续了几年时间，我们谁也说服不了对方，直到“四人帮”被打倒，他们陆续被分配到机关里搞自己的专业，每每见面说起这段往事，大家都会心地哈哈一笑。这种戏剧性的变化，也只有那个时代才会发生吧。最后的分配方案下来了，我和老胡留在拉萨市人民医院，而同来的两个同学，分配到山南专区医院 。他们俩年龄比我们小点，对下到专区有点畏惧，所以提出异议。这让带队老师有些为难，只好做我们的工作，让我们与他们对调一下。这对我们无所谓，已经来到西藏了，在专区还是在拉萨都是工作，我们很痛快的答应了，带队老师总算松了口气。不仅如此，还是我们向老师建议，在离开自治区招待所之前，为他们俩举办一个特别的婚礼。在进藏的这批大学生中，这件事也一直作为美谈传颂。我们的想法是：两个年轻人既然以朋友关系进藏，刚到一个新单位，人生地不熟，常在一起也是难免的。如果结婚了，以两口子的身份在一起，相互照应会更方便一些。老师也认为我们的考虑更周全，因此全力支持。他们自己在这种情况下，当然愿意，事情就这么顺理成章的定了下来。婚礼是临分手的前一晚上，在招待所小会议室里举行的。我们为他们筹备了简单而又别开生面的婚礼，带队的领导和各校的大学生都来参加，喝喜酒，吃喜糖，真是好不热闹。说是婚礼，其实更像是个联欢会，因为第二天一早，大家就要离开拉萨，各奔前程，到新的工作岗位去报到，所以这一晚就更显得珍贵，就更加热闹，值得纪念。
初到拉萨，张亚利李志明两口与我们两口同北医老师合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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